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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富士康發生了今年第九起跳樓事件，頻頻跳樓為何持續發生？管理上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呢？以下是摘自新華網在5月11日第八起跳樓后的調查：

　富士康發生第八起跳樓事件

　　富士康員工又發生跳樓慘劇。11日晚，該公司一名女員工疑跳樓身亡。據目擊者稱，11日晚7時許，在深圳寶安區龍華街道水斗富豪新村11巷某棟住宅樓，一名租住在該樓的女子突然爬到8樓的樓頂，然后一聲不吭地就往下跳，摔到地上一動不動，后經趕來的120急救人員現場確認，該女子已經死亡。記者隨后從警方核實了解到，死者是富士康在職員工，姓祝，24歲，河南人。對于其具體死因，警方正在調查中。

　　在富士康發生“八連跳”后，本報記者于12日晚獨家采訪了富士康集團新聞發言人劉坤。

　　問：在最近兩起墜樓事件中，富士康集團有哪些做得不夠的地方？

　　答：在5月6日的墜樓事件中，公司已經非常盡力。通過我們的預報機制，盧新的同事向公司報告他的精神狀況有異常后，他的主管與他溝通到晚上1點半。但我們總結經驗有兩點做得不足：一是當天晚上，同事已經撥打了120，準備把他送到附近醫院。但在盧新本人的拒絕下，同事做了妥協；二是我們沒有把盧新安排到更為安全的1樓宿舍觀察。

　　5月11日的墜樓事件，跳樓者祝晨玲已經從4月30日就處于休假狀態。她的母親已經于前一天到了深圳。由于事件是在她的出租屋里發生的，公司的通報機制沒有注意到。但按我的了解，起因是她個人的情感問題。

　　需要聲明的是，這兩起墜樓事件和前幾起一樣，當事人平時的加班強度肯定是在正常范圍。

　　問：富士康集團屢發員工墜樓事件的根源在哪里？

　　答：以龍華園區為例，一個園區就38萬人，屬于小社會、大公司。但和外面的社會不同，社會以家為單元，而在工廠里員工任意搭配，以個人為單元。員工的壓力會大很多。此外，公司在硬軟件設施的建設上都非常不錯。但是把這些投到近40萬人的規模中去，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我們無法保證關心到每個員工。我也沒有能力保證以后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我們的資源有限，我們也呼吁社會上一些好的心理咨詢和輔導資源能夠和富士康聯手。社會需要聯動。

　　問：富士康集團以后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答：現在我們已經建立相對完善的通報機制。接下來，我們的工作重心是對基層管理者進行心理輔導和培訓。我們發現，少數基層的線、組長會用相對粗暴的方式管理員工，讓公司的好政策無法惠及到普通員工。我們要重視他們。

　　問：富士康集團如何看待社會上對公司邀請五臺山高僧祈福的爭議？

　　答：首先要聲明的是，我們邀請高僧祈福，絕不是用封建迷信轉移社會的壓力。富士康集團地處廣東地區，有當地自己的民俗習慣，之前也有死者家屬婉轉地向我們表達過類似的要求。只要不讓工廠里悲觀不安的情緒蔓延，這件事我們肯定要繼續做下去。

　　離職員工曝內幕：“基層管理很亂”

　　5月6日，富士康又發生一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這是今年以來的“第七跳”。

　　這次是盧新，男，24歲。2009年8月，盧新進入富士康集團，在集團為入職新人舉行的才藝大賽中，剛剛踏出校門的他還獲了一個二等獎。然而就是這個酷愛音樂、還參加過“快樂男生”的小伙，卻在5月6日凌晨以一跳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曾紅領如今還在為沒能拉住盧新十分愧疚，他是盧新在湘潭大學的同學。兩人畢業后一起進入富士康，從今年五一起，曾紅領發現盧新精神狀態很不好，盧新覺得經常覺得有人在追殺他，還曾表示想回湖南老家。

　　曾紅領把這一情況匯報給富士康的主管，富士康安排他和另一位好友安撫盧新，住在招待所，并聯系到盧新的家人，盡快前來幫助緩解盧新情緒。而就在盧新的家人從老家出發的同時，5月6日凌晨4點30分，盧新還是以看風景的名義走出房間，縱身一躍。

　　現在，如果富士康員工再遇到心理的問題，他們已經可以從新成立的員工關愛中心得到幫助。據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介紹，員工只要撥打固定熱線電話785785，富士康各個部門都會聯動起來。“通過這種機制，我們有效地干預了20余起有可能發生的悲劇。”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企業之一。僅在深圳，員工人數就高達42萬，而這是個動態數字，每個月都有大量的人走，大量的人來。員工高度流動對于管理的壓力顯而易見。因此管理上是否存在軟肋，也就成為跳樓事件后各方關注的焦點之一。

　　“我只能這么講，富士康出了員工手冊，還有他們規定的管理方法，那些是很好的。但是基層管理很亂。”說這些話的是馬麗群，今年1月富士康跳樓員工馬向前的姐姐。同為富士康員工的她，在弟弟跳樓后辭職。“我們的基層員工很辛苦，每天就像機器一樣做來做去，可以說被訓練成了一臺機器。另一方面，基層干部不尊重我們員工的自尊心。罵你都很正常。”

　　馬麗群說：“每個月開始，公司會和你簽一個加班同意契約書。你要不簽，不加班，這個月工資扣去社保，只有800多塊錢。”

　　對于富士康來說，成本控制是重要的考驗。從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從750元增長到900元，這就給富士康帶來成本上的壓力。為此，它的手機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河北廊坊等地，因為廊坊開發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目前仍是750元。此外，武漢、山西、重慶等廣大中西部地區，都已經有竣工的富士康企業園區。

　　■“七連跳”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時許，富士康19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稱其系“生前高墜死亡”。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龍華園區，一新進女員工從3樓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樓受傷。2010年3月29日，龍華廠區，一23歲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墜下，當場死亡。2010年4月6日，觀瀾C8棟宿舍18歲饒姓女工墜樓，至今仍在醫院治療。2010年4月7日，觀瀾廠區外宿舍，18歲寧姓女員工墜樓身亡。2010年4月7日，觀瀾樟閣村，富士康一22歲男員工身亡。2010年5月6日，龍華廠區24歲男工盧新從陽臺縱身跳下身亡。

　　■專家說法

　　根源在于社會不公

　　和最近的殘殺幼童系列事件一樣，8連跳實質上是一種社會心理傳染病。它的根源在于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群心理很容易失衡，一旦有導火索就會發生極端事件。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標本兼治。首先媒體要掌握分寸，既要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又不要過分渲染炒作，防止出現示范效應；更重要的是，讓社會實現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收入與司法“兩個公平”。

　　――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企業不能成為獨立王國

　　這批少經挫折的年輕人到深圳這樣的大都市打工，面對都市繁華和低廉薪酬的強烈反差，他們面臨很大的挑戰。一些年輕人有很大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在工廠封閉的環境中，等級森嚴的管理對年輕人的自信心和人格可能產生巨大的打擊。所有的企業都應該遵守法律、盡到社會責任、遵循企業倫理，不能成為誰都管不住的孤島。現在僅僅是媒體的介入是遠遠不夠的，有關部門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堅持心理危機干預

　　心理學研究發現，人的自殺傾向也有一定的時令性規律。每年4、5月份，都是自殺的多發季節。每年這個時間段，是應該更加關注心理救援的時段。另外，不同的自殺方式，往往能體現出不同的潛意識。跳樓體現了一種對自我極度不認可的姿態，選擇跳樓，說明自殺者已承受了太多負面情緒。此外，負面情緒會有一種極強的感染性，接連發生的跳樓事件也會影響一些人，令其潛意識中有模仿傾向。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是對員工進行心理危機干預。要反復做，堅持較長的一段時間，才有可能逐漸讓員工擺脫負面情緒影響。

　　――荀焱（資深國家心理咨詢師）

　　■白巖松點評

　　到異鄉去打工的新生代，抗壓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這一代人更自尊，夢想也更大，在罐頭一樣的廠區內被擠壓，一旦夢想被擠壓沒了，就容易絕望。我個人認為，其實提前告訴盧新他的父母要來，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在他的精神已經出現幻覺的時候，是很怕見自己的父母的，所謂“無顏見江東父老”。父母的到來，有可能成為他（跳樓）的催化劑。第二，今年已經出現了六起跳樓事件，這次廠里給他和陪他的兩個人安排住處的樓層是六層，連新聞發言人自己都說，心理專家要是給我們更細致的指導，我們是不會把他安排在六層的。哪怕安排在一層或者說地下室，也許這樣的悲劇就會推遲上演，所以我覺得，這僅僅是一個表象上的責任。

　　一個大企業的優秀不在于大，而在于它能不能變得“小”，讓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更近，不讓大家感覺“我看不到希望”。我覺得不光是富士康，未來整個中國的發展都面臨新的博弈，就是成本越來越大。不僅僅是說工資的成本，還有各種新的成本，心理需求的成本、和諧的成本、跟員工溝通的成本……我覺得中國的改革的確到了一個面臨新挑戰的時候，這個挑戰是非常綜合的。過去是我源源不斷地招來人，所有的福利、心理、娛樂都不用考慮，但是現在必須考慮。

　　用工方式不改，富士康難免“下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