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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個人創業、投資、理財及中小企業運營實戰指導雜志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商業化的時代，滿眼是市場，到處是商人，商戰如云，不同地域不同性格的商人們進行合作或競爭，交往越來越密切，越來越頻繁。但是，各地人經商的風格各不相同，有著不同的經商風俗、習慣和作風。中國商人從一形成就開始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歷史上曾形成過十大幫派，進入新的世紀，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各地的商人更是各顯身手，在經商過程中奇招百出，經商方式競相斗艷，表現出新一代“新經濟人”的特色。在這樣一個大經濟時代，做生意，馳騁商海是時代的主旋律，但是，做生意必須了解對方，知己知彼，才能游刃有余，百戰不殆，永做商海中的不敗者。為此，《科學投資》雜志組織人員對北京、上海、廣東、安徽、山西、武漢、西安、杭州、溫州、寧波、閩南、石獅、東北13個城市和地域的商人性格和經商風格進行了調查。


北京商人性格特征
帶政治味，打政治牌
北京作為偉大祖國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濃厚的政治氛圍使北京人對于政治情有獨鐘。對于大多數北京人來說，崇尚政治是沒有職業之分的，即使是街頭小販，甚至也會當街大談特侃政治。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鹽，沒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會變得寡然無味。
因為政治和權力中心的緣故，從歷史上看，北京的商業者首先是一種權力商業。在過去，從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抓錢，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在新時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點。原商業部部長胡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場面卻最多。主要是因為北京信息豐富。可以說權力和信息構成了京派的經商特色。”
京派商人不少與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聯系，路子廣，信息靈，他們熱衷于做大買賣，而且往往能成功。由于權力也可以經商，變成錢，北京商人的政治神經十分敏感。即使一個微不足道或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他們也能嗅出它的“政治”氣味。 例如，文化藝術現象最容易在京城引起轟動。上海人一般看文藝就是從“好看”“不好看”的角度去評判的。而北京人則是從政治背景、人事關系、領導人態度等各個角度，去分析，去揣摸，去猜測，去評價，直搞得滿城風雨。
由于政治情結的心理纏繞，北京商人儼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會就像是政治家沙龍。北京商人侃起國家大事、政治形勢，就像高山流水，氣勢磅礴。因此，有順口溜說，“北京人侃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多口號，廣東街頭多廣告”。北京人腦袋里裝的除了賺錢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聞，胸中存的是獨到的政治見解。有人曾戲言說：在北京街頭，隨便挑幾個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夠得上外地縣長一級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時，多喜歡帶點官味，愛打政治牌。
就商人而言，關心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鉆到政治里，這勢必導致市場意識的淡薄和遲鈍，而商業行為容易隨長官的意志變化而變化，對官場負責有余，對市場負責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緒往往對市場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企業容易染上投機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實干苦干精神不足。企業對市場缺乏敏感，官場考慮有余，市場開發不足。商人缺乏對商業的忠心，官氣有余，“商氣”不足。
但是，從做生意的這一角度來看，與北京人打交道，倒不能對他們的政治情緒大加指責，相反，更應該去利用他們的這一特性為做生意服務。

能言善侃
對北京人最傳神的寫照，莫過于“侃大山”了。
北京人能言善侃，是任何外地人望塵莫及的。“侃”是北京人特有的休閑方式。
北京人能侃，嘴皮子滑溜溜得如同油桶。大多數北京人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侃爺、京片子。但是，他們注重的不是“侃什么”，也不是“怎樣侃”，“怎樣侃得漂亮”，只是為侃而侃，仿佛他們沒什么事情可干，既不要形式，大多也沒有目的，大到國家大事，小到雞毛蒜皮，什么都可以侃上三天三夜。
北京的商人具有一種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聽眾越多，反應越熱烈，他們侃得越來勁。在北京企業家的聚會上，企業家們往往是爭先恐后，高談闊論，語驚四座。相比之下，上海的企業家有這種口才和辯才的就少多了。典型的上海企業家聚會，企業家們西裝革履，斯文風雅，你謙我讓，發言講話更是極有分寸。在“侃”上，京滬兩地的區別十分明顯。
在北京商界，與“侃”緊密相關的是“捧”。一部又長又臭的電視劇或文藝作品還未出籠，就有捧爺沒商量地在新聞媒體上搞起地毯式轟炸了，什么“空前絕后”，什么“史無前例”，什么“開創新紀元”，天昏地暗。事后觀眾卻大呼上當。與此相聯系，北京不少商人與外商談判，也常常雇上幾個捧爺，上來先天花亂墜捧一陣子，以造聲勢。
北京商人侃的話題極為廣泛，吃喝玩樂、衣食住行、花鳥蟲魚、奇聞軼事、政經文體、東西南北，無所不包，無所不有。但北京人對政治一往情深。因此，與北京商人談生意前，得多讓他侃點政治。每個北京商人對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觀點和見解，或許你還能從中悟出點什么來。北京商人愛侃又善侃，侃起來滔滔不絕。此時的你一定得沉住氣，即使你覺得很無聊，臉上卻不能顯露出來。須知，滿足北京商人侃的欲望，是打開生意大門的鑰匙。在談生意時，與北京人一見面，就單刀直入談生意，往往是欲速則不達。

以誠相待，不虛偽
北京人非常實際，不論他們做什么，都給人一種務實的感覺。他們崇尚真誠的人際關系，待人坦誠不欺，鄙薄奸詐不實的作風，具有一種君子風度。
在北京，整個城市風貌都表現出樸實無華的風格，商界更是如此。比如，人們在商店和市場買東西，貨主要價都很實際，不大出現漫天要價的情況，而且價格比較一致，能夠做到市無二價。北京商人與人接觸時，不論相識與否，都會坦誠相待，不存爾虞我詐、相互提防之心。全國各地來過北京的人都有一個共同感覺，和北京人打交道比較放心。雖然也有一些人上過商家的當受過商家的騙，但這些都是在北京的外地人所為，真正的北京商人會因為天子皇城的首都人的優越感而輕視外地人，但很少會欺騙人。因此，盡管全國各地不時爆出起起詐騙案，但是幾乎都與北京人無緣。北京商人非常講究誠信。具有570年歷史的北京大柵欄商業街最為著名，云集其間的張一元茶莊、同仁堂、步瀛齋、內聯升、瑞蚨祥雖歷經滄桑，因為質量優良，誠信待客，馳譽中外。
“同仁堂”是中國醫藥界的一塊“金字招牌”。350多年來，雖然經歷風雨滄桑，但同仁堂一直生生不息，在各國醫藥公司逐鹿中華大地的今天仍然不斷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同仁堂有什么奧妙使自己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呢？仁德誠信是同仁堂永葆青春的法寶。在經營中，同仁堂最起碼的要求是不少分量，不售假劣藥。無論買賣大小，都一視同仁。

注重人際交往
北京人的人際關系是最有“人情味”的，他們世世代代都遵循著中國傳統觀念中“禮之用，和為貴”和“中庸之道”的準則，以保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最終達至社會和諧。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相互沒有血親關系的幾個家庭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彼此之間相互關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形成一種非常友好和睦的人際關系。這種生活方式最容易使人產生感情，而且這種感情世代相傳，形成一種穩固的文化心理。現在，北京雖然用高樓大廈代替了古老的四合院，然而這種人情文化卻一直延續下來，并不斷增添新內容。在現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維護著良好的人際關系，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謙讓，不分你我。在商界，北京人很重友情，把人際關系看得很重，不論是他們與你交往，還是你與他們交往，都很有人情味。例如，在吃飯問題上，幾個生意人一起去飯店吃飯，大家總會爭著付錢，常常出現相互之間各不相讓、都要交錢的情況。如果一起出門，也總是爭著全部包攬大家吃的用的。
北京商人中你我界限極不分明，在集體活動中，很少能見到大家平均攤錢買東西或自食自用的情況。在他們看來，如果彼此之間利益劃分太清楚，尤其是斤斤計較，那就是小氣和自私，更重要的是，會因為計較個人利益而會破壞人際關系的和諧。
在商場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們認為友情相互滲透、彼此交流是維系良好生意關系的最佳方式。他們和朋友交往，寧肯自己吃虧，也不愿損害對方，有一種“患難之交難逢”的意識。并且，在生意場上，北京人恪守一條格言：“騙朋友僅是一次，害自己卻是終身”。因此，他們為人古道熱腸，急人所難，樂于助人，處處替別人著想，無微不至地關心生意朋友，并且常常不圖回報。
北京商人大多直爽豪放，北京人熱情好客在全國是比較突出的。但是，他們不愿片面接受別人的恩惠，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也非常注重“禮尚往來”的交往方式。因為知恩不報非君子，忘恩負義的人一向為北京人所不齒。
針對北京商人的這一特點，在與北京人做生意時，與上海人不同，必須注重與他們的人情交往，講求人情味。

貨好不用吹，不重廣告
北京的名、優、特產品無論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產品推銷上，北京人的觀念是“貨好不用吹”，不重廣告是北京商人的特點。在北京，不少廠商、公司都奉行“貨好不用吹”的觀念，認為凡是好貨絕對不用吹，“酒香不怕巷子深”；他們在貨好銷時是不會做廣告的，只有在產品積壓時才想起做廣告。
北京有很多企業產品在全國領先，但是，在電視上做廣告的很少，北京電視臺常出現的也多是外地的“金龍油”、“大印象減肥茶”等；在中央電視臺做廣告的很少有北京的企業。外地廣告在北京鋪天蓋地，但是，北京商人似乎對此視而不見，依然我行我素，很少涉足廣告，他們既不會花上百萬元請明星做廣告，也不會去競奪什么“標王”之類。即使是在《北京晚報》、《京華時報》等報做廣告，也只是一些商場促銷商品的生活類的廣告。
北京商人不重廣告，主要原因有三：(1)傳統的“貨好不用吹”的觀念根深蒂固，經營戰略多放在研制和提高產品品質上。(2)由于地處首都的優勢，大企業的產品具有廣闊的、全國性的市場，小企業又多難滿足北京的市場，商人不愁產品沒銷路。(3)北京人消費觀念逐漸向名、優、特轉變，消費多傾向于名牌、高檔商品，而名優產品都是大家熟知的。

商人素質較高，文化味較濃
北京是一個巨大的人才庫。這里匯聚了中國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也集中了中國最優秀最杰出的人才。有人戲言：在北京，隨意扔一顆石子，砸著的可能就是博士。目前，北京著名的企業家中，柳傳志、王選、張朝陽、王志東等等，都是大學教授或出國留洋回來的高級知識分子。
據統計，目前北京至少有100萬個擁有自己資產和雇工的老板，而且這種趨勢還在迅猛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新辦的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老板是年輕人，而且文化層次在提高，不少持有碩士、博士學位，甚至是出國留學歸來的人。他們一般從事科技、信息產業以及第三產業。這些從知識分子轉化而來的商人，文化層次高，信息靈敏。他們經商經驗不豐富，但他們市場經濟理論豐富，經過幾年的商海浮沉，往往成功者居多。由于知識水平高，又有現代管理經營知識，尤其是他們神通廣大，與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有著廣泛的聯系，因此北京新一代商人多不同于那些從工廠作坊里走出來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他們或戴著眼鏡，西裝革履，手提筆記本，或準備把自己的發明產品化，或到某一部門去攻關，或為某一地區或企業進行策劃，他們是京派商人中的驕子。
北京商人除了具有現代經營管理知識外，還有著濃厚的文化氣息。這些文化味包括這樣一些方面：有儒商氣質，談吐舉止高雅。知識面廣，學識淵博，在本領域專業知識很精通。有一定藝術修養，對文化、藝術興趣濃厚，與文化界人士有一定交往。對國外比較了解，懂得一定的外語。對某一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重工作，也重休閑娛樂，講究生活品質。


上海商人性格特征
精明
“太精了!”這是各地生意人對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評價。
上海人因為精明，被人稱為“門檻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更包括對個人權益、利益的維護，該得到的，他們一分也不讓。這使得上海人常常為一點點小利益而斤斤計較。在上海，人們經常看到一幅畫面是：在菜場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士為幾分錢與菜販子吵得不可開交。在生意場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識貨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據理力爭。上海人的錢不好掙。為此，韓國的一家報刊稱：“上海人都是經濟里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錢來。”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其實，中國南方商人(如廣東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為區域整體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質，上海人整體上被人們認為精明之至，精明已經成為上海商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在做生意談判之前，他們多半已事先調查了解好了市場行情、談判對手情況等。他們的談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后才進行的。因此，與上海人做生意，常常會因個別小問題爭論不休，時間拖得很長，使人們常會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與其做生意時必須要有充分的耐心。

自負自傲
上海人的自負是眾人皆知的。
1985年，美國耐克公司與上海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艱苦談判。最后，終于下定決心放棄上海，將生產運動鞋的工廠搬到了廣州。美國人一向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負面前，只好別謀它途。一位美國商人說：“上海人除了有中國人通常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種‘中央大國’的自大外，還有一種傲慢心理，即他們覺得不需要外國投資者。”
上海人的自負感，源自上海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上海對全國工業貢獻最大，盡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國人民都認為上海人工資高，是有錢人，上海人也以此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對外地人有一個特別的稱呼：鄉下人。在他們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輕視，似乎天經地義。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就像獲得當年租界的領事豁免權，又像今天推行的銀行金卡，將會獲得眾多優惠。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為榮，不愿離開上海，人稱的“戀滬癖”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心理特征。改革開放后，上海發展更快，上海有強大的工業技術基礎、全國最高的人才素質及富有傳統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識，上海成為中國的一顆“東方明珠”。
上海人因為自信而生的自負，在生意場上，表現為他們對自己提出的做法堅信不移，認為自己的想法、主張是順應自然，合乎邏輯的，所有的人都應贊同，不愿讓步。為此，一位深圳的年輕經理抱怨說：在其他地方，對方知道我是來做生意的，都很熱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帶來的是討飯碗，個個架子十足，等著我磕頭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摳，摳得你無利可圖。這種生意誰肯做。
上海人這種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場上，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勇于競爭，精于商戰
上海具有商業競爭的傳統。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場雖尚不成熟，此時的商業競爭卻十分殘酷。洋商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之間，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競爭手段、激烈程度都給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爭之地，誰能立足上海，誰就意味著擁有財富。上海是鑄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爐，在這熔爐里，培養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為中國現代商業的精英，上海商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業手段之繁雜、經營思想之寬闊，令各地商人驚嘆。
中國近代商業精英云集上海，使他們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盤”，從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戰十分殘酷。上海商人個個都精于商戰。
進入21世紀，上海的市場經濟已經步入成熟之時，南京路每天客流量達300萬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顯風姿。徐家匯、淮海路大型商廈不斷涌現，首尾相接，形成了獨特的“圈狀模式”。許多商家采取的競爭手段更加復雜多樣，廣告戰、價格戰、品牌戰……硝煙彌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現非理性競爭，比如過分殺價、相互攻擊謾罵等。但是，作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須大膽參與，進行競爭。

目的明確
經濟利益是惟一原則
受長期的商業傳統影響，上海商人形成了以個人本位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講求實惠，漠視政治，關心個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則體現只講經濟利益，重利潤的商人風格。
上海在長期的工商業歷史的影響下，實惠哲學成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把這一觀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上海人對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利益的重視，重視事物的實用價值，在形式和功能、審美與實用之間，上海人更傾向于后者，這一點極像美國人。追求實惠的上海人總是會在各種復雜的情況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業活動中，上海人較北方人較少地考慮面子、名聲等非經濟因素，而是明確地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種觀念反映在生意場上的買賣關系中，表現為上海商人買賣雙方都把對方看作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演繹為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得失的計算先于一切，商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投入多少與實際獲利的比較，評判自己行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慮的因素還有人情關系、地位差別等，而在上海，商人們卻很少考慮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經濟利益做為惟一原則和目的，只考慮賺錢不賺錢，只要有錢賺，幾個互不相識的人可以迅速組成一伙，而一旦經濟利益目的達到或這個團體達不到經濟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體。

守法守紀，契約意識強
長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與規范的觀念。上海人的這種觀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為極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點之一就是熱衷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辦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況，上海人的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辦法，而市民也基本服從管理。
守法守紀，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觀念。上海是我國法制觀念最強的城市。即使在舊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為當時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國帝國主義的高壓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來的，都沒有可依仗的傳統勢力，那就只好憑自己本事吃飯，大家都應遵循相同的規則。因此，上海商人比較遵守商德、法規，這一經商意識沿襲至今。
上海人不做違法的生意，這雖不能說是絕對的，起碼是大多數上海商人的共識。在剛剛改革開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參與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來，不違法難賺大錢是其做生意的訣竅，造假賣假、偷漏稅款等頻頻發生，但上海人做這種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場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雞摸狗之事，甚至連“擦邊球”都不打。與上海人做生意時，應該遵紀守法，按規矩辦事，否則你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和合作。
因為守法守紀，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據，他們契約意識強，重合同。這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上海現代商業歷史長，尤其是西方數百年商業傳統對上海深刻影響，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講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質，因此，他們較為重視合同契約。
上海商人做生意時，認真履行合同，一旦簽訂了合同，如無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上海商人大多會嚴格按合同辦事，決不含糊。簽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簽訂合同是雙方合作的法律依據。
(2)合同簽訂內容全面，表述精確。特別對雙方的責任、義務有清楚的表述。
(3)簽訂合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意外盡可能考慮并有相應的對策條文。
(4)講究合同的合法性，認為合同的簽訂必須符合國家、地方(合作雙方所在地)的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不能夠產生因可預見的主客觀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狀況。
廣東商人性格特征
要發財，忙起來
廣東人天生勤勞，能吃苦。廣東人以錢為人生第一要義，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錢，四下奔忙，可以說是不遺余力。
廣東人很有錢，很多外地人對廣東人很眼紅，其實，有錢的廣東人賺錢來得正道，來得辛苦，來得自然。廣東人的財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絕大多數廣東人是在自己的勤奮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現在很多的廣東大商人是從小商小販起家。
在廣東，人人都忙忙碌碌，為生計而忙碌，為掙錢而忙碌。為了錢，廣東人可以放棄一切，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受苦。以廣東人最有代表性的廣州人而言，廣州人是中國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廣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車、摩托車之多令人難以置信。一天24小時馬路上似乎永遠是車輪滾滾。夜幕降臨之時，司機們奔波勞累一天掙足了自己的錢后，洗車擦車人又開始表現出不怕臟、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廣東人的特征，更是廣東商人們的突出品質。廣東商人忙，整日東奔西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們恨不得把一分鐘“劈”成兩分鐘用，從每分鐘里擠出幾張“四人頭”。
“要發財，忙起來。”這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
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別強。他們東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鐘都變成效益。他們雖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鐘都變成金錢也活得踏實。由于對時間特別看重，因此，他們辦事節奏快、效率高，許多商機往往被他們搶先一步占領。廣東人做生意，手腳很快，“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這是人們對廣東商人經商風格的評價，也是廣東商人生產、經營的秘訣之一。
因此，要和廣東人做生意，慢慢騰騰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錯過時機，誤了生意；二是與廣東人合不了拍，“步調不一難以得到勝利”；三是因為你的動作慢了，思維慢了，讓廣東人占先手，搶先機，你總是得跟在廣東人后面跑，吃虧是難免的。

利益交往，少空談的情義
廣東人具有經商的傳統。他們雖然個頭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識。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全民皆商，你很難分辨出誰是商人，誰不是商人。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錢是不好的東西。然而，廣東人的金錢觀念很強烈。在廣東人眼里，無論干什么事情，都是為了掙錢。廣東商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發財。由于賺錢的目的單一，方向一致，廣東商人在行動中少了一些盲目與動搖，多了些動力與恒心。為了賺錢，廣東人干得踏踏實實，他們沒有心思、也沒有工夫空談哲理、人生，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在廣東人的觀念中，有了錢，就意味著有了財富，可以滿足自身各種需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了權力同樣可以做到支配別人，支配各種資源。但是，廣東人遠離政治中心，政治對他們的影響太小，通過政治獲取支配地位的人太少，這使得廣東商人干脆漠視政治，遠離政治成為商界傳統。
在廣東人眼中，政治當不了飯吃。企業考核員工，對政治關心與否不是很重要，相反干活的效率、數量、質量最重要。對員工的報酬，廠長經理也主要以物質刺激為主，并且，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也只認物質報酬。在廣州、深圳等地的企業中，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上至經理、廠長，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是一個觀念，只有企業發展了，自己的飯碗才能有足夠的實惠。
曾有一位大報的知名記者到廣州的企業采訪，發現這里的企業作風明顯與外省的企業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紹經驗。廠長經理介紹情況很少會滔滔不絕，沒有“宣傳”的“準備”。第二，保密觀念強。許多能表現企業經營業績的數字往往不告訴記者，怕記者寫出來透給了同行業，影響競爭，有的企業某項經濟指標明明已在全國領先，但偏不愿讓人知曉。第三，對上門談生意的人的熱情大大超過對記者采訪的熱情。記者采訪結束后，幾乎沒人送“紀念品”。遇到吃飯時，也簡單實惠，決不鋪張。
因此，在不少北方人眼里，廣東人太俗了，談起錢來眉飛色舞，沒完沒了，除去了錢，什么都沒有了。但是，廣東人都認為沒有錢就不能活，一分錢可以難倒英雄漢。即使是一門心思賺了大錢，腰纏萬貫，他們對政治仍不會表示出太大的興趣。當然，以追求利益為第一目的的廣東人也不是一心只問盈利事，兩耳不聞他人言，期貨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關心政治，但他們對政治的關心完全是出于對錢的關心。
由于這種“政治觀念”，廣東商人與政治往往是離得遠遠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厭惡談論政治，因此與廣東人做生意時，談論政治引不起廣東人的興趣，甚至談論政治可能會引起一些廣東生意人的反感，認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與你合作。
總之，多講錢，少談政治，是廣東商人的突出特性之一。

勇于開拓，喜歡標新立異
廣東人富有開拓創新精神。在歷史上，近代凡是與西學有關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廣東人最先嘗試。在轟轟烈烈的近代史上，廣東被人稱為“思想家”的搖籃，其中康梁變法曾震動中華。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話的來形容廣東人和東北人：廣東人是文膽大，東北人是武大膽。
由于人文的傳統，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廣東商人更是足跡遍天下，廣東成為我國著名的僑鄉。至今，廣東的海外商人形成了巨大勢力。在廣東人的性格中，只有“先”了才有意義，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廣東人喜歡“頭啖湯”。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是與勇于開拓，敢冒風險，善于變通，踏實肯干的習性聯系在一起的，這使他們易于適應各種環境，一旦遇著機遇，就迅速發達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人處處身體力行敢為天下先，這已成為廣東人的核心品質之一。
廣東商人發財的精義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膽，別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爭取第一。因此，和敢為天下先的廣東人做生意，應當注意盡量與他們開展富有新意的合作。
廣東人喜歡標新立異，喜歡做新的生意。因為新才沒有競爭，沒有對手，才可賺取壟斷利潤。因此，他們一旦看準，敢冒風險，有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勢。

自我表現，“王婆賣瓜”
廣東人講面子，重派頭。
在穿著打扮上，廣東人是“上名牌、下名牌，捉個虱子也金利來”、“紳士淑女們，有吃沒吃，頭得保持!”在生意場上，廣東商人總是以最能顯示其實力的一面與你接觸，他的服裝一定是名牌，他的手提包一定是精美昂貴的密碼式手提箱，他的手表一定是世界名表，與人交往乘車，如有可能他絕不會坐檔次較低的汽車。廣東商人的辦公室一般都是豪華漂亮，老板桌盡可能地大，沙發盡可能地高檔，他們從表面上充分顯示自己有著大把大把的錢，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即便其帳面上已無分文，他們仍要給人以氣派的感覺。廣東人的這一做法源自于他們重派頭，好自我表現的人文心理。這種潛在的心理，表現在企業經營活動中，他們“王婆賣瓜”的意識和手段最強。因而，廣東商人的廣告很有震撼力。
廣東人不是最早運用廣告的人，在20世紀20、30年代，上海的廣告曾令全世界為之側目。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人很快操起廣告這把利器，大肆開拓市場，比歷史上的上海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廣東人做廣告，敢于早投入、高投入。例如全國最著名的演藝圈人士李默然的三九胃泰廣告開創中國名人廣告的先河。廣東美的集團以100萬元請國際紅得發紫的影星鞏俐為其做商業廣告，國際影星成龍更不遺余力地向全中國的小朋友們推薦小霸王學習機……這些都以其杰出的效果轟動一時。廣東商界也因此嘗到了廣告的甜頭。
現在，做廣告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廣東商人在廣告戰中新招迭出。
1994年底，廣州某家酒樓開張，在報上登上一張不大不小的廣告，說是要招聘一位公關經理。盡管企業招聘公關人員的廣告比比皆是，但這個廣告登得特別，它所謂的“公關”經理不問性別年齡，除了外貌端莊外，惟一的條件是需懂5國語言。一家酒樓的公關人員要懂5國語言？一時整個廣州為此議論紛紛，大家都要看看它招到的到底是何許人也。結果，一位徐娘半老的越南歸僑應聘就任。這家新開張的酒樓就是通過這一張奇特的招聘廣告在酒樓如林的廣告中一舉成名，不少人上這家酒樓吃飯就是為了驗證一下這位“公關”是否真懂5國語言。
廣州商人的廣告意識由此可見一斑!廣東人做廣告做出了心得體會，做出了名堂。
如今，廣東商人看準了廣告是一種投資，并且是一種投入很小而收益很大的投資，因而更敢下狠手，敢出奇招，但是，廣東商人的廣告做得讓人心服也心虛，有時也存在夸大其辭，名不符實之嫌。
因此，面對廣東商人的“王婆買瓜”式的廣告時，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小心提防被其虛假方面蒙敝；仔細學習其方法，利用廣告進行營銷創利；重視其廣告的宣傳作用，從中領會其產品的實力和質量，然后選取好的產品進行銷售。

講究避諱，迷信思想重
經商的傳統使廣東人性格開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識濃厚，和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他們排外性不強，通常只是以一種商人的眼光和方式熱情接待每一個南來北往的客人。但是，文化素質較低則使他們缺乏長遠的目標，一旦經濟富裕則易自滿自足。他們對中國傳統國粹崇信不起來，又對西方宗教知之甚少，思想上的空白使他們的信仰多從面相、風水、命運等一類中尋找歸宿，形成廣東人迷信命運的風格。
深圳是全國各地的人才薈萃之地，深圳人現代觀念強，但封建迷信給深圳人涂上了濃濃的色彩。人們稱深圳是“傳統的神主宰著現代的城”。走進深圳的商店飯店，你隨時都會看見在貨架上或餐桌邊，都有一尊大小不等的佛像，或如來、或觀音、或財神，其色澤鮮亮，雕塑精細，而且點綴上霓虹燈常年不熄。在他們的心目中，求發財，圖吉利，均離不開諸神的保佑。僅以坂田第一工業區為例，幾乎所有的廠家都設有神像，大廠大設，小廠小設，仿佛不設神像就沒了主心骨。
廣東商人很迷信，出門做生意前，有條件的話，他們都要問問先生，幾時出門好，向哪方向好；重大生意談判前總要求上一卦：生意可談成否，對手今怎樣。有時候，生意場上風云多變，生意人拿不定主意時，他們就會想起去求簽問卦。
迷信的廣東商人最講意頭，數字要“6”、“8”，因為其諧音是“順”和“發”。他們的電話號碼、手機號碼、車牌號碼，多是有幾個“6”與“8”。“6”與“8”搶手，有時需要競拍，店鋪門牌號碼最好也是“6”、“8”，圖個吉祥。而逢6、逢8的日子也顯得金貴。
針對廣東商人的迷信，與廣東人做生意時，很有講究：送禮要防“忌”，說話要注意，多用6與8，處處圖吉利;摸準他們的迷信心態，多從唯心角度去迎合他們避兇就吉的心理；談生意，進行合作，多選擇在“良辰吉日”、“風水寶地”。這樣，精明之至的廣東人才會樂意與你合作交往。
安徽商人性格特征
多儒商，愛打文化牌
歷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發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被稱為徽商。一貫以來，徽商不是一個單純的以經商營利為惟一目的的商業集團，他們與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從而形成了這個商業集團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飽學之士，賈而好儒，亦賈亦儒，這是安徽商人的傳統。歷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不乏其人。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后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亦賈亦儒，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商人有文化，則氣質、智力、判斷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較高，在商品市場瞬息萬變、供求之間盈虧莫測的情況下，善于審時度勢，精于籌劃，因而獲利不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安徽商人知識廣博，喜歡談論文化事，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喜歡來點文化義舉，或文化投資。因此有人說，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榮。
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今天的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牛”了，但是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人文傳統沒有改變。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總裁史玉柱就是一個安徽人。在早幾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實，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和亦賈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說過：“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有人說：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形象，自史玉柱開始。
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現代安徽、徽州，經濟上雖然落伍了，安徽、徽州至今尚未形成一個現代商人階層，但安徽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有發展文化的牢固信心。歷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稱雄海內的儒商，在21世紀，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氣質，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會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

小農意識比較強
安徽地處南北交接地帶，淮河、長江從西至東橫貫安徽，將安徽劃為淮北、淮南、江淮之間三個自然地帶。東南西北安徽人的性格差異比較明顯。淮北人有著山東大漢的爽直、豪邁的氣質，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與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則酷似閩粵之人，有“蠻子”之稱，在歷史上，淮南已與閩粵有著同根之連。現在，淮南人具有閩粵人精明能干、聰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業頭腦，安徽大商人大多產于此地。皖西人善良、淳樸、厚道，重義輕利，不愛經商。皖東人受蘇滬地區的經濟輻射的影響，因而對經濟方面更顯得熱心，外出經商與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懇、務實，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較快。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雜，風格迥然，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小農意識比較強。
這一文化心態源于歷史的因素。徽商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因此帶著較為強烈的小農意識。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州商人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徽州商人中從商而終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在安徽，物質的富翁卻是精神上的貧困戶，財富并沒有使其擺脫對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覺。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爛是驚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幾乎就是徽商資本的惟一出路。徽州商人的這一經商傳統在當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場。
“傻子大王”年廣久可以說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典型。從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的發展歷史看，年廣久屬于第一代商人；從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經驗型管理者；從年廣久的管理思路看，無不帶有小生產者的烙印。他不是一個現代商人，甚至，他的個人性格及價值觀念都具有明顯的小生產者特征。年廣久的悲劇，可以說是安徽商人小農意識的突出反映。他的小農意識也是歷史上徽商衰落的體現。
小農意識是安徽商人最大的弱點，這常常使他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北，如今的安徽商人必須大力摒棄之，樹立自覺的商業意識，才能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

傳統經商之道：“誠”、“信”、
“義”、“仁”
有句民諺說：“無徽不成商”。說的是安徽人會做生意。
歷史上的徽商，是指明清時代徽州府籍的商幫集團，明清時期的徽州下轄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6個縣。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紀載，其后代有所發展，但形成一個商幫集團則在明成化、弘治年間，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達于極盛。無黟不成鎮，無徽不成商，便是歷史對徽商輝煌歲月的寫照。徽州商人在長期經營中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逐漸形成了“誠”、“信”、“義”、“仁”的商業道德。
安徽人做生意重誠信，講仁義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在廣東經營茶葉生意，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后，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熾因舍利取義在廣東從商20余年，虧損本銀數萬兩，卻全無怨悔。這樣的例子，在徽州歷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書里特地記載，引以為榮。這雖然不能不說是與商業賺錢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馳，但是至今，傳統徽商的經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風骨猶存，安徽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之風，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講求誠信，重產品質量。
“小崗村”香煙是安徽的精品煙，這幾年遠銷中外。它的名字源于中國體制改革的先鋒——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該村以農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而聞名全國，但是，“小崗村”卷煙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是出于此，主要還是它的質量好。
經商做生意重義氣也是當代新徽商的一個特點，安徽商人往往能夠做到老少無欺，生客熟客一樣。因此，在與安徽商人做生意時，了解傳統徽商經營之道對現代安徽商人的影響是大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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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吃苦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憑著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殺出了一條血路，足跡踏遍天涯。
山多地少、土瘠民貧、天寒風烈的生存環境，逼著山西人背井離鄉，踏上從商之路，同時也鑄就了山西人勤儉吃苦、堅韌不拔的品質。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幫商人對萬里行賈習以為常，他們遠往他鄉，不以身家為念。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他們靠的是勤儉吃苦的創業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許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儉的美德代代承傳，形成一種不怕艱苦、不畏風險的創業精神。在經商的刻苦性上，可以說，山西商人居全國商人之冠。現在，山西商人憑著這股精神，足跡遍及天涯。從日本到莫斯科，從加爾各答到阿拉伯地區，都能見到山西商人的身影。山西人也自豪地宣稱：“凡是有麻雀能飛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講究信用和質量
山西商人崇信尚義，名聞四海。
在歷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長裕川”字樣的磚茶就爭相購買，甚至他們以磚茶代替銀兩作為貨幣在交易中使用。
自古以來，從經營思想上看，商人可分兩類：一是誠賈，又稱廉賈，良賈，良商；二是貪賈，又稱任商，佞商，奸賈，奸商。前者薄利多銷，貨真價實；后者壓價、抬價、摻雜使假，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其區別在于誠賈以信義為重，奸商做生意不講信義。山西商人則是重信義的一個群體。近代名人梁啟超就曾經說過：“晉商篤守信用。”
歷史上，山西商號信用卓著，貿易雙方產生了一種由信用交易產生的特殊結算形式——標期。太谷為全省商業中心，標期每季一期，屆期結算舊債，再生新債，有借有還，體現了商人與主顧間建立的互相信賴關系。過標之期，名商云集，“通衢為之狹”。倘若有人不按規定執行，就要受到所有商號的指責，并采取一致行動，中止與他的貿易往來，讓他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因此，晉幫商人中有許多深孚眾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在山西商人中，許多人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紅火，就因為他們講究信義，才得以致之。
近年來，由于山西商人在經商實踐中奉行崇信重義的職業道德和遵守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成績卓著，而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因此，與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況下，可以大膽放心，他們不會玩欺詐，也不會見利忘義。

公平競爭
義與利是一對矛盾，只講義而不求利，就不成為商人，但只求利而不講義，既不合乎社會道德規范，損害公眾的利益，從長遠看也是飲鴆止渴，損害商人自身的利益。所以，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既是職業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質的體現。在處理義與利的矛盾上，山西商人是成功的典范。他們的秘訣就是公平競爭。
歷史上，山西票號，財大氣粗，其勢力幾乎左右全國的金融市場。它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但票號既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勢壓人，而是義中取利，同舟共濟，互利互惠，尤其是對一些資金少、規模小的錢莊、店鋪、典當、賬局，他們不但不排擠，反而不時給予資金上的資助。這樣，山西票號就避免了矛盾激化和一些不正當的競爭，而是憑借雄厚的資金、良好的信譽、靈活的經營和優質的服務，招徠了客戶，擴展大量業務，從而取得了一流的經濟效益。
山西商人公平競爭的商業精神一襲而下，到現在，他們做生意時仍然很注重的商業道德。在西部大開發的工程招標或其他企業活動中，雖然競爭很激烈，但是，山西人很少動歪主意，走關系，而是憑借實力進行公平競爭。

薄利多銷
山西商人以善于經營聞名于全國，其經營方略值得借鑒。
山西人做生意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薄利多銷，產銷結合，并以其熱情周到的服務，贏得廣大客戶的歡迎。在歷史上，他們在內地采購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裝、茶葉、布匹、鐵鍋、白酒、紅糖、碗瓷壺、果品等賤價拋售，還將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選購，從而使銷售量大增，利潤因之增多。而且，他們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習慣、消費水準、市場容量、產品規格、性能、價格等要素，采取以銷聯產、產銷結合的辦法，有時直接聯系貨源，組織生產加工。例如，平遙、祁縣從事茶葉販運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開設茶葉加工廠，自己加工包裝成磚茶，然后加蓋本公司的商標，到各地銷售。他們往往采用薄利多銷的方式。
由于他們重視產品質量、信譽，因而客戶只認商標，不加檢驗便大量購買，致使銷路暢通、市場穩定、利潤大增。此外，山西人大多從事長途販運，商品的流通環節十分暢通，自運自銷，產銷配套，一條龍服務，既保證了供貨及時，質量可靠，又賺取了運輸費用，可謂一舉數得。
因此，在山西做生意，必須重視山西商人的這一做法，并且加以接受學習，這樣才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否則售價太高，就難以與山西人進行競爭，也難在山西打開市場。

重視信息
重視信息，預測行市，壟斷市場，這是晉商致富的重要途徑。
做生意，要講信息。歷史上尤其是賤買貴賣為主要手段的晉商，對商品信息十分重視。他們雖無徽商那種族譜“聯絡網”，但也盡量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市場行情，掌握各地物資余缺及影響商業經營因素的情報。在商業總號和分號之間，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報。這種經濟情報對晉商尋求商機和下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現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繼承了晉幫商人重視信息這一特點，在做生意時，他們很重視信息的捕捉和反饋，許多大的公司企業都有專門的市場預測人員進行市場調研，及時采取相應的變化措施。進入新世紀，山西人在互聯網上建立的“晉商網”， 分“新聞動態”、“商業機會”、“產品展示”、“行業資訊”、“企業全庫”、“晉商文化”、“企業名錄”等欄目，及時發布和提供有關各種最新信息，并且每天更新100條以上。
針對山西商人重視信息的這一特點，在與他們做生意時，應做到幾點：睜大眼睛看行情，豎起耳朵聽動靜，多方設法了解環境，掌握市場和競爭對手的情況。對于信息，要求真、全、快，即準確、全面、及時，只有這樣，才能使信息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在信息戰中，除了捕捉對方的競爭實力外，還有其競爭的態勢(如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知名度、銷售走勢等)，競爭的策略等。還需要知道國家的政策、法令、市場要求的狀況、消費趨勢等等。

武漢商人性格特征
小心不服輸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武漢人不服輸的名聲遠揚中外。在人們的心目中，湖南人屬于個性較強的一類，但是事實上，武漢人不服輸的個性比湖南人要強得多。武漢有句俗話叫“殺不死的豬”，意思是天底下沒有做不了的事，這可以說是武漢人性格的絕妙概括。
武漢人沒有北方人的粗獷，但他們逞能、不服輸的勁兒絕對不比北方人遜色，武漢人沒有江浙人的耐心，但在雌雄未決出之前，武漢人不死心的耐勁兒是江浙人不能比的。
歷史上武漢的漢口，是明代四大商業中心之一，1861年成為對外開放的商埠。在建國前，湖北省就是全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地理位置優越，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優越的商業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業歷史，使武漢人具有良好的生意頭腦。改革開放后，在社會上曾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著上”的說法，并且掀起了一股“經商熱”，武漢人在這股“經商熱”中大顯身手。就經濟而言，1985年以前武漢工業總產值一直居于全國第4位，僅次于京津滬。盡管近幾年湖北的經濟落后了，但是與東南沿海相比，他們仍然不服輸，“漢貨精品”的仗早就開始打了，盡管成績平平，但他們仍在拼搏。紅桃K的廣告仍然在全國各地的電視上大肆轟炸，武漢健民制藥也在全國各藥店以其巨大的宣傳牌引人注目……
漢口的漢正街曾因為電視劇《漢正街》而聞名全國。漢正街也算是武漢人不服輸的經典作品了。十華里長街全是小商品批發，當時在全國算是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南北商人云集于此，1990年統計，平均每天交易貨款達5.1億元。這在80年代末，實在令人敬佩。
武漢人不服輸，在與他們做生意時，應該正視他們的這種精神：利用武漢人不服輸的上進精神，使武漢人的聰明才智在商場中得以充分地發揮，為我所用；不服輸的精神，使武漢的商業在全國商場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應勇于與武漢人做生意，在雙贏的策略下獲利；小心其不服輸的較勁兒，適時進退。

頭腦靈活
花樣翻新快
有人說，南方人習慣于安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南方人當不了領導，只適合于做商人、秀才和智囊，只有北方人才適合于做征服者，做皇帝。其實，對武漢人而言，他們是既能做征服者，又能做商人。這是武漢人聰明勁兒的一個突出表現。武漢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武漢人的商業頭腦也是很突出的。
武漢人經商頭腦靈活，新招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快。在善于花樣翻新方面，據報載，武漢的武圣路文化市場的盜版書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往往新書剛剛上市，盜版就出場了，并且折價低于正版書。當初暢銷一時的《獅城舌戰》、《廢都》等都是以定價的1/4批發的。不僅文化市場如此，其他的“水貨”市場也多。一位輾轉于廣州、廈門等地又折回武漢的商人說：“沒錢的時候武漢是個好地方。”其意是武漢“水貨”多，消費低，生活比較容易。這是武漢商人轉腦筋的誤區。

給予面子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很講究面子。武漢人可以說是中國人中最要面子的，有人說武漢人是“搽粉進棺材——死要面子”，這一點也不夸張。
清朝乾隆年間，有個大商人赫老爺是武漢人，一次他過六十大壽，所屬文官武將和商界同仁前往送禮賀壽。曹雪芹也送來兩壇“酒”，并且親筆寫了一幅賀幛。赫老爺為了炫耀自己與曹雪芹的交情，命人立即將曹雪芹送來的酒啟封，每人斟上一盅。眾人每人喝一口，覺得沒有一點味道，但又連聲贊道：“真佳釀也！”曹雪芹卻大笑說：“非佳釀也，請看賀幛便知。”
眾人定睛一看賀幛，上面卻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滿堂賓客頓時感到赫老爺不好下臺，赫老爺也臉色陰沉。可是片刻之后他卻哈哈大笑：“高！妙哉！”并自我解嘲地說道：“圣人有言，水淡而清濃，更顯友誼之厚也。”眾人點頭稱是。就這樣，兩壇清水被喝個精光。
武漢人講人情面子，真是恰到好處。盡管歲月流逝，但是，好面子之風仍然在武漢人身上體現。在武漢商界流傳一句俗話說：“翻墻躲債，借債趕人情。”武漢商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于“保留面子”，“名譽比生命更重要”之類的話是深刻在腦海中，因而一般來說，武漢人在做生意時比較注意雙方的面子。
武漢商人如果被對方商人壞了面子，明明這件生意是于雙方都有利的事，但面子受到損害，他們寧可生意受損，也不會與對方做成這筆生意。相反，如果在商場上給其一點面子，他們可能會為你大開方便之門。對武漢商人來說，有時價錢和交易的條件，并不是談成生意的最重要因素，而顧及對方面子，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因此，與武漢人做生意，必須講面子！
西安商人性格特征

千年帝都的自負
在西北商人中，西安商人是很有份量的。相對于中國沿海地區，西安商人樸實厚道。但是，相對西北商人來說，西安商人是很自負的商人群體。因此，有人說，自負是西安商人骨子中的東西。秦中自古帝王都。西安商人的自負根源于祖宗輝煌的歷史。
自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以后，直到唐朝滅亡，關中地區一直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存在。西安作為周、秦、漢、隋、唐等11個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的時間，累計達1062年，是中國古代建朝代最多、時間最長的城市。而正是定都于西安的秦帝國、西漢、大唐，奏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最強的樂章。十多個王朝的興衰演變，太多的文化積淀，賦予了西安人一種帝都的精神。雖然西安自唐以后風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榮光使他們從自尊終至自負，時至今日，西安商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識和皇家派頭的優越感。
在西安，流行這樣一句話：西安人的心，像西安的大馬路；西安人的臉，像臨潼的兵馬俑。這是外地人對西安人的評價，說西安人心地坦直，外表僵冷。除了自負外，內心里濃重的優越感使西安人表現出一種羊肉泡饃性格：第一是饃粗，西安商人粗獷豪放；第二是碗大，西安商人胸襟寬廣，有大家風范；第三是要花很多時間把饃掰碎，西安商人辦事慢性子，缺乏時間觀念。概括可謂經典。
因為自負，也因為優越，西安人是“長安，長安，常年平安”。在動蕩、變化的市場中，他們大都能保持處亂不驚、自信十足的心態。即使經濟大潮洶涌澎湃，他們也大多冷眼瞧著大門外，看鶯飛草長，花木榮枯，卻保持自己不緊不慢的腳步，按部就班地做著經營，就是西部大開發的熱潮風起云涌，外地商人紛紛進軍西安，西安商人也少有驚人之舉。
西安商人很自負，他們瞧不起外地人，甚至看不上外地貨。因此，做生意時，西安人愛夸西安好，對自己的產品善于王婆賣瓜式進行吆喝。在與西安商人做生意時，能滿足其優越感的商貿活動容易成功。

善于抓住商機
西安人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在兩千多年前，長安就與四川、云南、貴州、甘肅、青海、蒙古有著密切的商業聯系。在秦帝國，關中出現了一大批商人，其中不乏大賈。漢唐之時，長安工商業繁榮，商賈云集，八方輻湊。宋元以后，關中地區商業雖日漸式微，但是，西安還是憑借農產品的優勢和對西北、西南的貿易往來，使得其商業保持了一定的規模。清朝時，內地與西藏進行茶葉、馬匹交易，西安商人也穿梭往來其中。悠久的經商歷史，使西安人天生具有一種商業意識。但是，在做生意過程中，西安人最突出的特長是很善于從各種事件、場合和時間上挖掘商機。
輦止坡老童家臘羊肉的出名，就是西安人這一特點的體現。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攜光緒皇帝倉皇出走西安。有一次，她乘坐御輦途經西大街橋梓口，那時這里是個很陡的坡，車子正在上坡，慈禧聞到了一股濃郁的香味，就問什么東西這么香?當時西安巡撫回答說，是一家賣牛羊肉的正在煮肉，主人姓童，老童家的。太后聞言，喝令停車，派人買來一嘗，大為贊賞。
王公大臣們為博取慈禧的歡心，遂由兵部尚書趙福橋的老師邢庭維手書“輦止坡”金字招牌一面，懸掛門口。精明的西安商人立即抓住這一事件創造出了輦止坡老童家臘羊肉，推向市場。至今，輦止坡老童家臘羊肉以色澤紅潤、氣味香美、肉質酥松、咸爛可口，聞名中外。
在市場經濟下，現在的西安人在發掘商機上也絲毫不比前人遜色。
90年代初，川菜、粵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陣勢，不知賺走了西安人多少錢。從吃文化受到啟發，西安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餃子宴，這種餃子宴用蒸、煮、煎、炸四種方法可以擺出一席各種不同風味的108種餃子!餃子外型簡直像工藝品，像蝴蝶、像燕窩、如海貝、似云朵……此項目一經推出，使嗜食面食、只為換個口味才到川菜館、粵菜館的各地人不禁食欲大動。餃子宴在與川菜、粵菜競爭中一舉獲勝，如今，餃子宴已進入北京人民大會堂。
西安人善于捕捉商機的能力，使他們在商場上很有競爭力。

孤注一擲，敢做敢為
歷史上的陜西商人敢于冒險，他們曾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開銀號、當鋪，放高利貸，販運川絲、夏布、藥材，以敢做敢為著稱。這一敢做敢為的傳統在現在的西安人中仍然是一個巨大的人文傳統，體現在商場上，他們往往敢于孤注一擲。
1993年太陽集團開發出“八珍”牛肉甜辣醬產品，銷售情況不錯。1993年剛開發出來，就銷了3000箱，1994年上半年銷到5000箱，下半年又銷了5000箱，1995年上半年銷量猛增到3萬箱，這是個可大干的項目。但是，集團總裁李照森認為“八珍牛肉甜辣醬”這個名字不能用。這個名字雖然通俗，也朗朗上口，但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經過反復篩選和推敲，從十幾個名稱中，李照森選定了“阿香婆”。
這個名字既有傳統文化的背景，又有民族的特點，同時還蘊含著產品熬制的精心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寓意。名字取定，1995年8月，“阿香婆”的廣告便在北京和天津嘗試著推出。結果，“阿香婆”在京津地區一舉成功，“阿香婆”小試牛刀，便初露鋒芒，李照森遂決定拿出1000萬元，將“阿香婆”一舉推向全國。這是孤注一擲的辦法，但他感到這次是有備而來，不會再有閃失了。1996年7月1日，“阿香婆”的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沒想到廣告一出，反響出人意料地強烈。許多精明的外地商人意識到了這個西安產品的巨大市場潛力，不到一個星期，兩個銷售熱線電話就響個不停，到處都在要貨。1997年，人們購買“阿香婆”的銷售總額突破5個億，利稅超過1億元。李照森孤注一擲的做法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西安商人做生意時，如果競爭激烈，雙方實力旗鼓相當，往往最容易背水一戰，孤注一擲，做出許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來。因此，與他們做生意必須注意如下幾點：凡事預則立，對西安商人孤注一擲的做法早有心理準備。當競爭白熱化時，作為防備他們背水一戰，孤注一擲所產生的后果，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主動進攻。

杭州商人性格特征

面子心太強，少有大商人
在善于經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沒法起代表作用，盡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從某種意義講，杭州人卻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謀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視。因為在杭州人眼里，沒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實上，杭州人是寧愿當清潔工，也不愿背鄉離井，和上海人的“戀滬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戀杭癖”。上海人自視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過上海人，杭州人從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哪個地方最好?”因為答案對他們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風景，舉世聞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第二，杭州曾作為南宋首都，廣闊的江南沒有一個城市有此殊榮。杭州人腦子里總還隱留著皇城中天子腳下的自負感。
長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盤踞于祖先的榮耀和歷史遺產上，被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封閉并圍困，年復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漸趨向保守、封閉、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開拓冒險的寧波人、溫州人相比，簡直不像一個地域上的人，杭州人少有成為大商人的。
杭州人做生意，少有跑到外面的，多是外地人到杭州來賺杭州人的錢。在經商這一點上，杭州商人認為面子是第一重要的，面子丟了，是最了不得的事，因為面子心太強，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決不會赤裸裸地大談金錢，盡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錢財。他們總會給“掙錢”披上一層動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錢，僅僅是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因為太愛面子，杭州商人有不少有礙面子的事不去做。他們做生意多是些體面的行當，開廠辦公司會干，如果去擺個地攤之類，就是打死也不會去。

上層路線，工于心計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風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聯